此文为绿芽基金会性教育项目官员张新宇在深度与激情—性教育青年工作者交流会上的演讲，演讲内容分为三个部分，此为第二部分。

一、农村儿童面临的生殖健康问题

说起「儿童的生殖健康」，可能会有人感到奇怪：儿童怎么会有「生殖」问题？其实儿童生殖健康，指的是生殖系统的健康。包括避免生殖道感染，避免性传播疾病，避免意外怀孕，以及预防性侵犯。这些对于儿童来说也一样重要。

在湖北的一些地区，有一种现象是：如果当地连续几年干旱，村子里的女性，包括女童和成年妇女，生殖器感染的可能就会上升。原因是当地人有一种习惯，在村里的水塘中清洗衣物、包括内衣裤。如果连续几年干旱，水塘里的水不会得到更新，就会导致水源污染，从而使女性生殖器感染的可能上升。

交流会期间学员访问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

在农村地区，很多留守孩子从一年级就开始住校。由于农村学校的设备不是很完善，孩子们又缺乏监护人的照顾，所以卫生状况普遍很差，容易感染各种疾病，其中就包括生殖器疾病。在城市里也是一样。在广州的一些流动人口社区，小孩子从一年级开始就要自己清洗内衣裤、自己洗澡。所以，服务这个社区的社工机构，专门设计了一类课程，教一年级的小孩子正确地清洗下体、清洗内衣裤，目的就在于帮助这些孩子预防感染、保护生殖健康。

二、农村女性面临的性别歧视

说到生殖健康。在农村地区，女性的生殖健康问题更为严重。比如，我曾经在贵州的某个农村参与过一个妇女赋权项目。在一次妇科体检中，发现在参与我们活动的妇女中，很多人都患有妇科疾病。但是她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。对于她们而言，自己身上有点不舒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。这现象固然反映了当地人对卫生保健的忽视，但是究其根本原因，女性在家庭中的排序较低，无论是她们身边的人、还是她们自己，都觉得不值得动用家庭的宝贵资源去为她们治病。这背后反映了一种性别歧视的存在。

另外一个更加能反映性别歧视的，就是农村地区存在的早婚早育现象。在贵州，当地的妇联干部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农村的十六岁的小女孩，在她家帮忙做一些家务。过了不久，小女孩就辞工回家结婚了。临走时对这个妇联干部说：“大姐，像你这个年纪的，在我们村里已经嫁不出去了。”其实那个妇联干部当时也就二十多岁。但是当地小女孩的平均结婚年龄实在是太早了。在读初中的阶段，班上的孩子就不断地流失。小男孩就出门打工，小女孩就回家嫁人。

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发生在西部地区。在我的家乡，安徽，也有同样的现象。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村人，他是男孩，所以有幸读了大学、脱离了农村。但是他的姐妹、也就是我的姑姑们都留在农村。我姑姑的女儿们，普遍在初中没毕业的年龄就辍学打工，在十八九岁的时候陆续走入婚姻，生了孩子。

早婚早育背后蕴含着某种观念：女性的价值在于结婚和生育，如果不能趁年轻的时候完成这些工作，就会带来贬值。而又因为女性的最大价值是结婚生育，那么毫无疑问，是不值得将家庭的经济资源耗费在她的教育上的。无法接受高等教育、过早地步入家庭生活，会导致这些女性缺乏基本的谋生能力、更加无法参与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。她们因为自己的性别，就这样被抛到了金字塔的底层，成为最脆弱的人群。而女性的脆弱化，反过来也会导致她们的生殖健康状况不容乐观——因为缺乏经济能力和社会支持，她们更容易遭受生殖系统疾病的伤害，在生育孩子的时候面临更高的风险，另外，也更加容易遭受性侵害。

在社会上，如果一个人享有的社会地位较低、拥有的社会资源更少，那就会处于一种弱势的状态。而弱势群体更容易遭受各种伤害，包括性侵害。另外，我们的社会文化鼓励女性温柔、可爱、漂亮，简而言之，是既要照顾他人感受、又要具备观赏价值。但另一面，我们的文化也鼓励男性更加具有侵略性，比如电视剧里的霸道总裁男主角，做出种种伤害女主角的行为，但是最终电视剧说：这些行为都是爱的表现。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，本身就是在鼓励性侵犯的发生。

性侵犯、生殖健康、早婚早育，这些问题背后其实都潜藏着某些性别不平等的因素。性与性别，向来都是两个无法分割的议题。因为性中最容易体现性别的权力关系。这要求我们在做性教育的时候，需要具有性别视角，不断地进行性别分析。只有这样，才能从本质上解决问题。

文：张新宇

编辑：何红玲